對於農村，做為一種有機體的理解與相信

[來自瓊齡]專欄 by 張瓊齡

父親是雲林縣林內鄉的子弟，有生之年，他從不曾帶我返回故鄉，僅有的幾次探親經驗，是跟著愛旅行的奶奶前去的。但是父親提過幾次，從前哪，三七五減租之前哪，只要往家門口一站，眼目所及之地啊，都是咱們家的土地啊!

可是呢，我聽奶奶說過，父親年幼時發高燒，似乎有長輩認為如果病得嚴重救不活，也就讓他去了吧!是奶奶不放棄，自個兒背著發燒的父親走夜路去求醫。我猜想父親應該沒真的經歷過身為富家子弟的日子，而是聽來的。父親至死，從沒提過要回故鄉，倒是說過想要海葬在當兵待過的澎湖。我不曾從父親口中聽過任何具體有關農村的事。

母親是高雄縣林園鄉的人，十三歲離鄉當學徒賺錢養家，九個兄弟姊妹中，就她一人長期住在台北都會中，她的價值觀裡，似乎是只有沒辦法的人才會一直待在故鄉。因此，當我在1995年選擇到花蓮鄉間生活，而她基於不放心堅持要跟過去看，當她見到我即將入住的是一處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位於秀林鄉的一處戒毒中心時(我初到花蓮，住在工作機構提供的宿舍裡)，用著幾近絕望的口吻對我說：「你真的要把自己，埋沒在這裡嗎?」

我非常驚訝母親所說的話，「埋沒」兩字並不是日常用語，第一次聽到有人用閩南語提到這個詞；而我更驚訝的是，我住到鄉村裡，對母親來說竟然意味著「埋沒」。

來自於這樣的家庭背景，倘若我果真一輩子對農村沒有嚮往，沒有情感，那應該也是理所當然的。

我在二十七歲那年，決定要到花蓮去隱居了。原因有幾個，其中之一，是因為在求學階段讀過一本書，作者說：「人要隱居啊，得趁早，等到人老了，臺灣已經沒有好山好水了。」雖然那時候我對臺灣的了解不多，甚至還沒有去過東臺灣，但我深表認同，於是當我有機會因著工作的關係移居到花蓮去的時候，沒有太多的遲疑。

令我料想不到的是，明明是想要隱居的我，到了花蓮卻過著比在台北更加忙碌的生活，許多對於NGO的認識、理解和參與，都是在那個階段累積起來的，我因為每天只需要上班三小時，每天下午以及周休二日都是自己的時間(當時臺灣還沒實施周休二日，老闆是外國牧師，是我們機構自己的制度)，我有很多機緣可以參與當地的NGO，最高記錄是同時參與五種不同性質的NGO。

我後來可以理解，花蓮也是年輕人口外流的地方，難得有我這樣逆向操作的人，又自己表明時間很多，義務幫忙做事、寫企畫、辦活動、編刊物、主持節目也都不要回報，當然名聲在圈子裡傳開後(花蓮實在不大)，也就應接不暇了。

那段歲月裡，覺得自己還真有用，活得真是淋漓盡致啊!大概會的所有本事，全部都可以在不同的場合、不同的機構裡，派上用場。過去在台北當記者，認為自己除了寫文章什麼都不會，就算得到主管肯定，但還是覺得自己是可以輕易被取代的，然而，在花蓮的整個經驗是，即使是社區媽媽在開會，為了讓她們專心而自願在一旁幫忙帶小孩，不能參與討論，都還是覺得自己做的事很重要。

我在花蓮住的前半段歲月，當地是沒有7-Eleven的，當我看著財團的進駐，傳統的小店不是關閉就是加盟的時候，有半年的時間，我完全沒有辦法面對這件事。我很納悶，從十六歲就離家生活的我，7-Eleven根本是我的良伴，只要人不在花蓮，去到臺灣西部各地，見到7-Eleven都覺得很親切，也經常進去消費、繳帳單，但我就是不能接受7-Eleven進駐花東的事實。當我寫了一篇哀悼文，寄給東海岸評論雜誌刊登後，當天下午我就解除魔咒，進去7-Eleven買東西了。

難以解釋這是甚麼樣的心態，莫非意謂著我就這樣接受「臺灣最後的淨土已淪陷」的事實了嗎?

我住的地方，開門見山，五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最近的海邊，偶爾進城就是十五公里的路程，都已經是住在鄉間了，我還避開大馬路，故意繞遠路，走鄉間小路、產業道路，寧可多花時間、多耗油，這種習慣，一直延續到我後來搬回臺北，每天從中和騎車到位於木柵的文山社大上班時，也硬要半途彎進一處有樹木、有個小湖、小公園的社區繞一下，才願意拉回正途，進社大上班。

在花蓮住了幾年，我一直邀請父母搬到花蓮來，但母親總是說，等她再更老一點，現在還不行。

我沒有特別意識到，自己這樣是住在鄉下，還是什麼的，畢竟要到市區去還是挺方便的，離機場則比進城還要近，我後來從花蓮通勤到文山社大上課或教課，就是拜此地緣之賜。有一回，久了一點沒上臺北，在永康街一處沒有紅綠燈的巷子口，我等了又等，發現自己就是過不了馬路，心裡還OS說：「車子怎麼那麼多?怎麼都不停?」就在那個當下，曾經在大臺北生活超過二十年的我，突然意會到自己已經不是純然的臺北人了。也因為住在花蓮六、七年，時間讓我慢慢地體會到，非臺北觀點看世界，是怎麼回事。

我在2001年初正式搬回臺北，因為要結婚，雖然我先生已跟婆婆商量好，若我堅持不肯回臺北，他就會隨我到花蓮，然而，長期從事政治工作的他，別無其他社會人際網絡，我實在想不出來他在花蓮可以做什麼?也不希望因為我的因素，讓他們母子分離。

要離開花蓮的時候，我是心甘情願的，因為，我把人生很精華的一段歲月，跟這塊土地共度；也因為在花蓮期間參與了NGO、參與了社造，讓自小常常搬家，向來覺得漂零無根、說不上故鄉是哪兒的我，確立自己認同的就是臺灣這塊土地。

那時候，我覺得即使自己這輩子永遠無法再回到鄉間生活，但因為已有過這樣的日子，心存感激，不能再有遺憾。

2006年初，離開文山社大的全職工作，成為自雇者，我重新享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，也從那時候起，陸陸續續有一些機緣可以往南臺灣跑，而南臺灣的社大朋友則長期以農村願景為主題，形成了一個網絡，我參加過其中一次聚會後，就成為這個網絡的常客。

我沒有遇設要做什麼，但覺得處在這樣氛圍、這樣的環境裡，感到很自在，也很開心隨著每一次的聚集、每一次的討論，讓自己真的碰觸到很多跟農村有關的議題。就在這段期間，我也反思到，如果不是很有意識地關注農村議題，有意識地累積對這方面的認知，即使當年人都已經住到花蓮的鄉間去了，常常因為工作會接觸到其他的農村，也不表示就會深切體認到農村是怎麼一回事。

前天(12/21)夜裡，一位南臺灣的社大夥伴跟我說，她非常驚訝都市社大所說的社區支持型農業，竟然是都市人自己在都市或邊緣找塊地來耕種，而不是像南臺灣社大的夥伴所認為的，都市人以消費的力量支持鄰近農村的生產者，讓農村的生活樣態與文化得以延續。

是啊!身為在都市與農村兩端遊走的我，兩邊的情況都瞭然於心，卻也是從這位夥伴的驚訝中，發現自己怎麼也沒把這樣的落差給連結起來?

但是，我並不擔心會找不到彼此可以連結的點。

因為，當都市人開始透過親自操作農事來貼近土地時，一開始他們真的可能只是為了吃到乾淨安全的食物、為了體驗勞動流汗的滋味、為了彌補不能真的搬到鄉下去住的遺憾，但我認為，這些都只是一些觸媒、一些必要的過程，他們將來，如果真心認為「農村」是一種不能被滅絕的人類生活型態，是必須用心、用力維繫住的一種「人可以這樣活著的選項」，那肯定是藉由他們之前所親身體驗過的農事以及與土地貼近的經驗，從而能夠連結上「務農者之心」，就不會是純粹來自於腦袋的想法而已。

昨兒在返家的捷運上，一邊閱讀著張則周老師費心為大家摘錄整理的，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，臺灣農村與農民，一路如何地逆來順受，直到今日的破敗光景；但同時，我回想在這次的工作坊裡頭，規畫者又是如何盡心地讓大家從多元的角度看見不同的人、團體，在最近的十幾、二十年內，隨著對環境問題的反省與關懷，溯源到農業與農村的根本問題，然後又是多麼有創意、有毅力地搭起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連結。

當年，面對母親幾近於絕望的詢問，我沒有任何依據，卻不假思索地回應：「不會被埋沒的人，到哪兒都不會被埋沒的。」

像我這樣一個跟農村這麼沒有淵源，以為自己提前過完了隱居生活，下半輩子只能認份地留在都市生活的人，老天爺都還讓我一直覺得農村跟我有關，也讓我不斷從這些選擇在農村生活的人身上得到力量，你以為，那些比我跟農村還更有淵源的人，老天爺會輕易放過他們嗎?

種子正在抽芽，酵母菌隨時不斷增生，無論人們覺察與否。

這次的農村願景會議，照樣在沒唱什麼高調的場景下，留下餘韻的結束了。經過了連續好幾次的與會，我真正地在這回容許自己，「不急著馬上做什麼、不急著立即回應些什麼」，卻覺得連夜寫下這樣的一篇文章有種迫切性。

我很喜歡曾旭正老師在這次願景工作坊引言的末了說的：「農村再生條例的結果，看來會是又多在農村留下了一些有形的紀念物而已，農村會真的因此而滅絕嗎?我看是不會的，如果會的話，那也不叫做農村了!」

是的，是基於這樣對於「農村做為一種有機體的理解與相信」，是讓人在接下來的日子裡，選擇付諸行動的依據。